50年前的智利政变与萦绕拉美两百年的“门罗主义”幽灵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1日，智利圣地亚哥，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缅怀50年前在军事政变中遇难的前总统阿连德及众多民众。视觉中国 图
50年前的智利“9·11政变”事件直到今天仍在拉美人民记忆里留下深深的烙印。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轰炸总统府，当选三年的左翼总统阿连德被迫自杀。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民选政府，阿连德在政变中以身殉职。图为萨尔瓦多·阿连德头戴钢盔，身背机关枪，和他的保镖正离开总统府。
这只不过是“门罗主义”在上个世纪在拉美犯下的众多罪行之一。2023年，距门罗宣言的发表已走过了200个春秋，伴随这一宣言萌生、扩张和演进的，还有两个世纪以来纠缠不清的美国与拉美关系以及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渐进调整，而这些无不围绕着“门罗主义”这一核心。
“门罗主义”的缘起、发展与美国的霸主心态
19世纪初，西属美洲独立运动风生水起，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与此同时，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也鼓舞着广大拉丁美洲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做最后的抗争。但南北大陆共同抗击外来殖民者的团结表象却被1823年的一纸宣言打破。
为避免欧洲王朝国家对美洲革命的潜在干涉，才建国不久的美国便急于向欧洲表态，以南北美洲代言人的身份向“神圣同盟”宣告，警告其禁止染指美洲，并借此提出“门罗宣言”（编注：因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而得名）的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分别包括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的“非殖民”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干涉的“美洲体系”原则和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事务的“互不干涉”原则。其中体现出的孤立主义思想以及字里行间的排外思维构成了初生代门罗宣言的核心要义。
詹姆斯·门罗
门罗宣言是美国独立后提出的首个外交战略原则，被视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对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得益于特殊的地缘优势和地理位置，“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邻”的天然优势造就了美国浑然天成的霸主心态。但受限于建国之初的微弱国力，美国未能对欧洲殖民国家的干涉活动作出实质性的干预，但美国成功地在这一原则之上建立起了新旧世界之间无形的外交和意识形态壁垒。被划拨到新世界和新阵营里的拉丁美洲在当时并未洞悉美国的真实动机，而纷乱复杂的战争情势也让其无暇顾及美国在门罗宣言掩盖下的所作所为。
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领土扩张史皆以“西进运动”为主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断积累国力，实力显著增强。1845年，美国总统波尔克发表“波尔克推论”再次打出反对外部干涉的旗号。直至1850年，美国通过与英国签署《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借以弱化英国对拉美影响力，标志着以门罗宣言为内核的“门罗主义”正式确立。
1870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提出“格兰特推论”，不难看出其本质意图是为后续称霸美洲大陆扫清来自欧洲方面的障碍。1890年第一届泛美会议的召开点燃了整个19世纪“门罗主义”的高光时刻，尤其是在会议上成立的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都为后来泛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对拉美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规划开始逐渐清晰。与此同时，“门罗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美洲人之美洲”到“美国人之美洲”再到“美国人之世界”，美国的总统和政客们仅仅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变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牢固地占据着“门罗主义”的底层逻辑，美国的历史也由对拉美的扩张史向对拉美的干涉史演变。
190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表“罗斯福推论”，认为“美国有必要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甚至萌发“集体干涉”的想法，开启美国干涉拉美内政新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到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期间，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军事干涉就达到30次以上。从193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对拉美主打“睦邻外交”，有限度地改善了美拉关系。
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直到冷战结束期间，“胡萝卜加大棒”的美拉关系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拉美对美国的依赖和依附性也上升到全新的维度。美国对拉美政策调整反反复复，时而中断，偶有倒退，总体呈现出应激性、“刺激-反应”式的外交策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美拉关系远非世界史的主角，因此并未吸引太大的关注。而以“猪湾事件”为标志的关乎拉美人民抵抗美国干涉和侵略的历史却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篇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世纪以来“门罗主义”的起伏跌宕
拉美地区作为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在美国外交布局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国际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主导因素。而拉美国家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形势助长了小布什政府“后院无虞”的心态，进而助推其将更多外交资源投注域外地区。
彼时的拉美几乎从美国战略“雷达”上消失，甚至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亚特兰蒂斯岛”（编注：指被遗忘的地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意孤行和在外交政策上对拉美的“战略搁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反美主义情绪，泛美主义出现退潮倾向，“离美”和“脱美”呼声渐高。为避免这一势头愈演愈烈，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有所调整并得到进一步重视。随着美国对该地区民主输出力度的加强和经贸投资合作的扩大，美拉关系重又回到“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轨道上来。
鉴于拉美地区在美国传统安全中的固有战略地位，这一时期美拉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特别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更加激烈。小布什对古巴政府保持一贯高压态势，单方面将古巴贴上“支恐国家”和“暴政前哨国”标签，企图“以压促变”，伺机对古发动颜色革命。还将委内瑞拉列入“西半球邪恶轴心”，对委发动政治围剿，支持查韦斯反对派开展“倒查政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尽管小布什在两届政府时期都少提或不提“门罗主义”，美国的拉美政策还是保持了对往届政府政治遗产的延续性。只不过这一阶段门罗调门被迫降低，门罗色彩被人为淡化，美国开始以“民主和自由”为名对拉美行干涉之实，也导致这一阶段的“门罗主义”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
进入21世纪后，“门罗主义”的第一个低谷期出现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后门罗主义”时代。2013年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时代”已经终结，奥巴马也为之背书，称“帝国和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结束”。一时间，“门罗”过时和无用论变成美国社会公开讨论的话题，唱衰“门罗”也成为美政界和学界的主流。
值得肯定的是，奥巴马的拉美政策较上届政府而言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囿于大环境的限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多边机制的重构，美国政府不得已在涉及民主、繁荣和安全议题上摆出了与拉美合作的态度，在经贸和移民等方面向盟友部分让利，以此换取拉美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时也有意识放低身段，实现了美古关系的首次破冰，但对委内瑞拉仍持批评态度，强制启动对委制裁，呼吁古委开展广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可以看出，奥巴马时期的拉美政策取得了有限的突破，但总体步子迈得很小，美拉关系的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而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其实是迫不得已，仅限于空洞的政治姿态和苍白的公众表态，这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惯有的守成风格以及虚伪作风。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无论对美国的内政或是外交都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门罗主义”也随之进入“新门罗时代”发展阶段，达到新世纪以来第一个小高潮。与前任政府显著不同，特朗普公开祭出“门罗主义”旗帜。2018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的一项正式外交政策。同年，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公开称赞“门罗主义是一个成就”。曾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博尔顿认为“‘门罗主义’还活着，且生机勃勃”。
国务卿蒂勒森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由于“门罗主义”的霸权特性与特朗普奉行的孤立主义一拍即合，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对拉美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其干涉行径更为公开和直接。以此为代表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反政府政变的公开支持，人为制造“一国二主”的乱象。此外还包括通过以“相同价值观”为名对尼加拉瓜“极限施压”，制造“声波袭击事件”、激活《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和扩大对古巴商业、经贸和金融全方位制裁，彻底扭转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另外特朗普本人也表达了对拉美国家强烈的歧视倾向，包括辱骂其为“失败国家”，咒骂海地、萨尔瓦多为“粪坑国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地区战略也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在传统教义之外也一并赋予了其一些新特点。这其中就包含对中国地位的重新认知和对拉美战略的重置。在美国的整体外交布局处于收缩态势时，美国对拉美的战略部署却再次进入扩张状态，“门罗主义”的排外色彩更加鲜明。特朗普不再放任拉美国家自由生长，同时也对快速发展的中拉关系愈发警惕。
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将中拉关系的发展看作是对美拉关系的威胁。202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述》，文件强调域外敌对国家是当下美国在西半球的直接威胁之一，言下之意剑指中国。针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美国将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造谣抹黑中拉关系，炮制“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无端论据，极尽能事地破坏中拉合作。甚至不惜采用全方位、全领域和“全政府”的政治外交手段排挤中国，搬出“美洲增长倡议”和“重返美洲”倡议等多份合作文件，意在直接对冲“一带一路”在拉美进展。
拜登上台近三年来的时间里，美拉关系似又回归平淡，关于“门罗主义”的讨论似乎再次沉寂。相较前任简单粗暴的外交方式，拜登的外交风格显示出了一定的克制和理性，这一方面是由于拜登有意修复特朗普时期的烂摊子，避免美拉关系重新走入死胡同，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拉美自身独立意识的觉醒和拉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
拜登曾明确表示拉美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院”，表明了美国对拉美根深蒂固的“主人”心态，即拉美永远只可以作为美国的附属品出现。美国对拉政策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门罗主义”的影子仍时隐时现。
尽管现阶段恢复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号召力存在些许困难，但拉美作为其必争必保的“战略腹地”，美国历届政府在何时何地均将不会抛弃“门罗主义”。在余下一年多的执政时间里，可以预想拜登政府将会继续以控制拉美、排挤中国为目标，从“美国优先”转向“美国归来”，为后疫情时代的美拉关系定调。
对“门罗主义”和美拉关系的再思考
“门罗主义”历经200年的发展和演变，既糅合了历届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的精华和进步之处，也掺杂了多年来美国政治遗毒带来的糟粕和落后的成分。当今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和世界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美国妄想以不变应万变，将“门罗主义”贯穿美国对拉交往关系的方方面面，现在看来将是更加难以完成的事。
拉美虽不是美国在战略上的优先考量，但也不可否认拉美对美国的巨大战略价值。只要拉美仍对美国有利用价值，美国就不会在战略上轻易放弃拉美，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和干涉也将存续，“门罗主义”就不会消亡。当前美国政府或许摆出对拉美的友好姿态，但这一切也都是以服务本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拉美更不应对此抱有期待。美拉关系从未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今后也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唯有认清这一点，“门罗主义”才有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可能。
（章婕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