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9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加速美国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Accelerating America's Military AI Dominance）的战略文件，以特朗普总统《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行政令为根本遵循，系统性勾勒出美军向“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转型的蓝图。该文件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规划，而是融合地缘政治博弈、军事效能升级、经济生态协同与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的综合性国家战略工具，核心目标直指巩固并强化美国在全球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构建对竞争对手的非对称技术优势。深入解析该文件核心内容、研判其多维挑战并制定针对性应对策略，对把握国际安全格局、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美国国防部2026年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核心内容梳理

该文件以“抢占全球军事人工智能主导权”为核心目标，构建起涵盖战略定位、实施路径、重点项目、基础支撑与执行准则的全域部署框架，标志着人工智能被提升至美军战略整合的最高层级，成为驱动军事体系全方位变革的核心引擎。

（一）战略定位与核心愿景

该文件其核心愿景是打造“人工智能优先”的全域作战力量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从前沿作战到后方保障的所有军事环节。其战略定位明确锚定三大方向：增进人类福祉、提升经济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其中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赋能转型被界定为未来十年重塑军事行动形态的关键性变革。文件将特朗普政府《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维持全球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顶层政策具象化，依托第一任期奠定的技术优势，致力于扩大对竞争对手的非对称差距，提升作战人员实战效能与作战效率，最终构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军事人工智能主导格局。

（二）核心实施路径

为实现战略目标，该文件明确四大推进路径：一是技术试点与理念重塑，在全军推广顶尖人工智能模型实战化试验，倡导“人工智能优先”思维重构传统军事工作模式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二是制度壁垒破除，针对性破解源于传统信息技术体系与作战模式的官僚机制障碍，扫清人工智能深度整合的制度梗阻；三是优势领域聚焦投资，集中资源强化人工智能算力、模型创新、创业生态、资本市场及实战数据积累五大核心领域的非对称优势，其中美军二十年军事与情报行动积累的实战化数据被界定为“其他军队无法复刻”的独特资产；四是标杆项目牵引，通过实施“领先示范项目”（Pace-Setting Projects，PSPs）打造落地样本，同步完善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模型体系等基础支撑条件。

（三）关键落地举措

在具体落地层面，该文件推出覆盖作战、情报、后勤保障三大核心领域的七大标杆项目，均明确单一责任主体、激进时间表、可量化成果与快速迭代机制，凸显“以试错促突破”的加速逻辑。作战领域的“蜂群攻坚”“智能决策网络”“安德实训基地”聚焦人工智能协同作战、全流程决策支撑与仿真能力升级；情报领域的“开放情报工坊”“格兰特计划”旨在缩短情报转化周期、创新威慑模式；后勤保障领域的“军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企业级智能保障主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与后勤流程数字化转型。同时，构建算力、数据、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支撑体系，通过整合私营部门算力、推行数据强制共享、启用特殊人才招录政策提供全方位保障，并确立速度制胜、模型同步迭代等六大执行准则，强化“战时思维”与“速度优先”导向。

二、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造成的多维挑战

美国此次推进的体系化军事人工智能战略，以维持非对称优势为明确导向，构成技术、安全、规则、生态、人才等多维度复合型挑战，既直接威胁国防安全，又长期制约科技产业发展空间与国际话语权。

（一）技术代差与军事威慑的直接挑战

美军通过整合私营部门顶尖技术、二十年实战数据与巨额研发投入，在军事人工智能核心领域形成显著优势，七大标杆项目聚焦实战化应用将快速转化为战斗力。其中“蜂群攻坚”的人工智能协同作战模式、“开放情报工坊”的快速情报转化能力，可能显著提升美军精确打击与快速反应能力，直接威胁特定国家国防安全。更值得警惕的是，该文件中将“模型同步更新”“30天部署周期”列为硬性要求，确保始终掌握技术代差优势。若不能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实战化转型，可能陷入技术追赶乏力、应用落地滞后的被动局面，而美军模块化开放架构保障的技术快速迭代，将进一步加剧技术差距固化风险。

（二）规则主导与标准垄断的隐性钳制

美国意图通过主导全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规则制定，其提出的“务实型负责任人工智能”标准，本质是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去意识形态化，为美军无约束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扫清障碍，同时可能以伦理、安全为借口挤压一些国家发展空间。若被排除在核心规则制定体系之外，未来军事人工智能的研发、测试、应用将面临合规性困境，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受严重制约，陷入被动遵守规则的不利地位，长期发展空间被持续压缩。

（三）技术封锁与生态孤立的系统性压力

近年来美国已持续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封锁，将芯片、算力、算法等核心领域列为管控重点。该文件进一步强调“依托美国核心非对称优势”，可能推动封锁升级。一方面通过盟友体系强化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设备出口管制，切断一些国家军事人工智能核心硬件供给链。另一方面限制美企与特定国家技术合作，阻挠其参与国际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核心生态，试图将一些国家排除在全球军事人工智能创新网络之外。而美军与私营部门形成的军民融合闭环生态，将使特定国家“卡脖子”困境加剧，难以形成体系化创新能力，陷入技术与生态双重孤立。

（四）人才短板与作战理念的长期桎梏

美国凭借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优厚待遇与广阔应用场景，对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形成强大虹吸效应。该文件明确提出“启用特殊招聘与薪酬授权”“吸纳美国顶尖人工智能人才”，通过军商协同为人才提供多元化发展空间。一些国家虽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上取得进展，但高端人才流失风险仍存，尤其军事人工智能领域既懂技术又通军事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同时，美军已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军事规划、战术研发与演练流程，作战体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而一些国家军事体系虽推进智能化转型，但传统作战理念、指挥模式的惯性较大，短实现“人工智能优先”深度整合有挑战，未来可能面临作战模式代差，应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战争时陷入被动。

三、应对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战略的策略建议

面对美国军事人工智能战略带来的多重挑战，应坚持“自主可控、体系赋能、攻防兼备、合作共治”的核心逻辑，从技术突破、体系构建、规则博弈、生态培育、人才建设五大维度系统性推进应对工作，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的转变。

（一）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瓶颈

一是聚焦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核心算法等关键领域，加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投入，支持自主技术成果产业化，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二是针对性研发反制技术装备，重点发展无人艇、隐身无人机等无人化装备，提升“蜂群作战”协同防御能力。三是建立军事人工智能技术“全生命周期”安全评估机制，强化算法可解释性与风险研判能力，防范“算法黑箱”带来的作战风险。

（二）主动参与全球规则博弈，争夺话语主导权

一是遵循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框架，牵头制定“军事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明确人类主导、技术辅助、禁止无差别攻击等核心准则，树立“智能向善”的国际形象，对冲美国“务实型负责任人工智能”标准的主导权。二是依托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推动建立区域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治理框架，开展网络反恐联合演习等务实合作，凝聚多边共识。三是通过二轨对话等渠道，与美国及其盟友开展人工智能军事风险管控沟通，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红线清单”，避免智能军备竞赛失控。

（三）深化军民融合赋能，培育自主创新生态

一是推动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军事智能化建设，在确保保密安全的情况下，开放军事应用场景与数据资源，利用民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积累提升装备智能化水平。二是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依托高校与科研院所设立军事人工智能专项研究课题，重点培养既懂技术又通军事的复合型人才；实施高端人才回流计划，通过政策激励与平台保障吸引海外人工智能人才归国发展。三是强化国内人工智能产业供应链韧性，建立芯片、算力设备等关键零部件的战略储备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破解外部封锁带来的生态孤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