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亿担保纠纷案后，广州农商行能否改善风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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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盘后，ST中捷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周海涛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万元。
据了解，ST中捷被罚是因为卷入广州农商行的25亿元信托担保案。2017年，广州农商行同华翔投资与国通信托签订《信托贷款合同》；ST中捷与其他单位则分别与广州农商行签订了《差额补足协议》，要求ST中捷在广州农商行未能足额收到信托合同约定的投资本金或收益时，向其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由于ST中捷没能履行合同义务，2020年11月广州农商行向ST中捷致函要求其承担责任。2021年3月，ST中捷因该事件被立案，直至近日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被依法宣判。
巧合的是，广州农商行在致函的一个月后，即2020年12月宣布撤回A股发行申请，未能赶上2020年A股IPO的末班车。
有分析认为，信托标的的选择体现的是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若银行频频出现信托违约则说明该行风控能力不足。事实上，除了ST中捷，广州农商行还涉及其它信托纠葛。企查查显示，2023年广州农商行就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产生了6起信托纠纷案件。
但是除了深陷信托案件纠纷，广州农商行自身内部经营也不容乐观。
掉队同行，业绩四年动荡
今年8月全国银行百强榜单公布，广州农商行排在第31位，较2022年下降了2位，在所有的城商行中排名第3，居于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之后。名单显示，百强榜中上榜的农商行有15家，合计利润为730.14亿元，平均利润约为48.68亿元，而广州农商行的净利润仅有40.38亿元。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已经低于同类型银行平均水准。
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的业绩就陷入了动荡。历年财报显示，2019-2022年，广州农商行分别实现营收236.6亿、212.2亿、234.8亿、225.4亿元。经过四年的经营，广州农商行的营收仍未恢复至2019年的峰值。
广州农商行的盈利能力下滑也同样显著。2019-2022年，广州农商行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5.20亿、50.81亿、31.75亿、34.92亿，广州农商行的净利率也从2019年的33.44%下滑至2022年的17.91%。
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收94.01亿元，同比减少16.14%；实现归属净利润21.03亿元，同比减少16.76%。2023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业绩仍然承压。
有分析认为，广州农商行净利润下滑主要是因为计提了大额减值及拨备。其减值及拨备金额从2019年的70.86亿上升至2021年的126.0亿，又回落至2022年106.9亿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的减值及拨备从2022年的48.13亿下降至39.35亿，而交易净收益则从2022年上半年的9.721亿大幅度下滑至2023年同期的6398万。这可能是导致广州农商银行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良率抬头，逾期贷款竟为不良贷款的2倍
广州农商行的不良率问题同样突出。
半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6月30日末，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25%，较2022年末环比上升了0.14个百分点。同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为1.62%，广州农商行不仅不良率高于业界平均水准，而且也是农商行中唯一不良率高于2%的。
具体来看，广州农商行前三大业务的不良率增长最为迅猛。财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末，广州农商行的第一大业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贷款总额的36.98%，不良率已经上升到3.73%；第二大业务零售业，占贷款总额的33.25%，不良率较2022年有所下降，但是仍高达7.29%；第三大业务是房地产业，占贷款总额比例14.83%，不良率为3.4%。
不仅如此，报告期内广州农商行的逾期贷款从2022年末的增长78.39亿元至347.75亿元，逾期贷款率上升0.99个百分点至4.88%；同期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60.36亿元。
一般而言，不良贷款的总额应当高于逾期贷款。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全国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为76%。而广州农商行的逾期贷款竟为不良贷款的2倍还多，不禁让人怀疑广州农商行是否将一部分不良贷款计入了逾期贷款。
广州农商行可能需要加强自身的风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