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精彩也最关键的一幕。1935年,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大军的重重包围,把原本处于绝境的队伍一步步带出了险境。这一系列机动行动,不仅救了红军的主力,也彻底改变了部队对毛泽东的信任与看法。
要理解“四渡赤水”的重要性,得从遵义会议说起。1935年1月,长征来到贵州遵义,红军在此召开重要会议。此前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红军兵力从8万多锐减到只有3万多,士气低落。会议上,许多人把责任指向了当时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因此被推上了更重要的领导位置,开始承担更多军事决策的权力。但光有名分还不够:很多将领对毛在大规模作战中的能力仍存怀疑,必须用战绩去证明他能带队走出困境。
“四渡赤水”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的1月至3月之间,正是敌我力量差距最大、形势最危险的阶段。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企图在乌江以北一举歼灭中央红军。红军若再被包围消灭,革命将遭受沉重打击。毛泽东临危受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把被动的撤退转化为主动出击和迂回分割。
在遵义会议之后的首次较量是土城一带,红军原计划集中兵力突击,但情报出现误判,敌军比预期多一倍,结果遭受损失。战败让不少人怀疑毛的指挥,甚至有人冷嘲热讽他不过是“经验派”。毛没有被打垮,他迅速调整策略:果断撤出不利战场,并在1月29日率部渡赤水,向川南和云南方向转移,暂时摆脱敌军的正面追击。
2月间,毛在扎西召开军内会议,分析教训并确定新的行动方案。2月18日至21日,红军第二次渡赤水,出其不意地夺下娄山关,收复遵义城。这次战斗打得漂亮,缴获大量装备、俘虏敌军多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气,标志着红军在长征途中首次取得的重要胜利。
胜利并没有结束追兵。蒋介石继续调兵压迫。3月中旬,面对是否应当在鼓新场硬攻的建议,毛泽东果断否决,主张在机动中寻求机会,通过运动战扰乱敌人部署。3月16日至17日,为迷惑敌人,红军第三次渡赤水并佯动西北,成功让国军主力错移方向。紧接着,3月21日至22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再次折返贵州,向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给敌人以沉重心理冲击。趁滇军调动的空隙,红军随后向西抢渡金沙江,最终彻底甩开追兵,粉碎了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计划。
“四渡赤水”之所以能成为转折,有几个实在的原因。首先,这不是侥幸,而是毛泽东灵活机动、果断决策的结果。土城一仗失利后能及时转变战略、保存实力,几次渡河时都把握住敌军动向,使对方连连受骗。士兵们亲眼见到毛的判断和指挥力,把他当救命恩人看待,自然服气。
其次,遵义会议给了毛名分,但战场上的胜利才是真正的权力背书。四渡赤水之后,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看见毛不仅有理论,更有实操能力。像林彪、聂荣臻等曾经观望的大将,也开始认真听从他的指挥。毛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指挥小组,使决策更集中、更快,部队行动更统一,效率大幅提高。
再次,这场战役保存了红军的主力,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摆脱包围,红军才能在之后渡金沙江、夺泸定桥、过草地,最终与其他红军会师,完成长征的最后阶段。没有四渡赤水,后来的会宁会师和长征的成功都无从谈起。
从长远看,“四渡赤水”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政治和组织上的大翻盘。它使红军从内部的分裂与低迷走向团结与生机,也为毛泽东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奠定了决定性的地位。其机动灵活、避实击虚的战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战术思想,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能看到影子。
简单地说,“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用一场漂亮的机动战,把一支几乎被围死的队伍带出绝境,同时用战功赢得了人心。这既是一次军事上的绝妙表演,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对红军来说,它意味着从怀疑到信任、从分裂到团结;对毛泽东来说,它是证明自己领导能力的实证。历史上类似的转折少之又少,而“四渡赤水”无疑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