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孙卓案判轻了吗？|新京报快评
▲资料图：孙海洋夫妇和儿子在认亲现场。新京报记者 李阳 摄
孙卓被拐案判了。
据新京报报道，10月1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卓、符建涛被拐案一审判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飞龙有期徒刑5年，以包庇罪判处吴兆光有期徒刑2年。同时判令吴飞龙分别赔偿两个被害人家庭损失42万元。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孙卓的父亲孙海洋和符建涛的母亲彭女士均表示有很大的异议，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这样的结果，对于关注此案件的公众而言，多少也有些疑惑，觉得判决量刑过轻。而民事赔偿方面，42万元赔偿额，也与孙海洋索赔的580万元相差甚远。
目前只是一审判决，案件的最终结果会改变吗？案件会向着被害人和公众希望的重判罪犯的方向发展吗？
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害人家庭如果不认可赔偿额，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判决上诉。二审法院改判，提高民事赔偿数额，是可能的。
但对于刑事判决部分，被害人并没有上诉权，即便不服，也只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至于最终是否抗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从被害人家庭接受采访的表态看，他们几乎肯定会申请检察机关抗诉。但检察机关最终是否会抗诉，却并不明朗。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前提，是“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中包括事实不清、罪名错误、量刑畸轻畸重等。
在本案中，如果检察机关以拐卖儿童罪起诉被告人，而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定罪；或者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较重，而法院判决轻缓，检察机关抗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根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起诉吴飞龙的罪名，就是拐骗儿童罪；对其量刑建议就是5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对于其指控和量刑建议“照单全收”，检察机关似乎并无抗诉理由。
而且，除非二审变更罪名为拐卖儿童罪，否则，5年有期徒刑已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即便检察机关抗诉，被害人和公众希望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本案中，控方未能取得被告人拐卖的证据，只能以拐骗儿童罪起诉、定罪，被害人和公众因此感觉不公。这是证据的无奈。除非后续取得相关证据，否则，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之间选择“纵”，就是法律的要求。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即便在10日抗诉期内取得被告人拐卖的证据，也不宜因此抗诉，在二审程序中变更指控罪名。因为，这样做的话，一旦被告人被定拐卖儿童罪，就相当于“一审终审”。正确做法是等判决生效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判决。
同样，判决生效后、甚至罪犯服刑完毕，只要取得其拐卖的证据，都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重对罪犯的处罚。
有些人有疑问，“本案的社会影响大、被告人的民愤也大，法律上有对其加重处罚的特别程序吗？”
刑法有“特别减轻”程序，“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并没有“特别加重”程序。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取得罪犯买卖儿童的证据，是对其加重处罚的唯一条件。
本案之所以引发被害人和公众不平感，症结不在司法，而在于不同罪名在法定刑上的差别：拐骗儿童罪，最高判5年，而拐卖儿童罪，最少判5年，最高可判处死刑。
“拐卖”和“拐骗”，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同。构成拐骗儿童罪，没有特殊目的要求，实践中多是为了收养或役使；而拐卖儿童罪，则是出于贩卖牟利的目的。
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方面的区别，对两罪在量刑上做适度区分或是必要的，但就导致骨肉分离、给被害人带来极大精神痛苦的犯罪后果，两种犯罪并无不同。因此，过于轻缓的刑罚，对拐骗犯罪行为无法起到震慑作用。
为此，在今后的司法中，为避免“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类似情况，立法层面不妨就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公众的疑虑，予以重视和考虑。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