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者：公共安全手段应兼顾多方利益，过度安全化或有负面效果

在公共安全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警界高层关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一些领域出现的“过度安全”现象。9月21日，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3年大会举行分论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的发言就与此有关。

央视截图。

徐进谈到，国际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过度安全化和安全欠缺两种情形。安全欠缺指某个公共问题本来应该上升为安全议题，却因为缺乏应有的认知和判断，而没有上升为一个安全议题，从而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无法得到应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过度安全化指某个公共问题刚出现，还不足以成为安全议题的时候，却被过度定义而上升为安全问题，从而造成资源浪费，民众恐慌和政策不当。

徐进表示，前述两种情形统称为安全化困境，他认为，困境可能出现在公共安全问题治理的启动、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

在启动阶段，徐进谈到了两点困境。一是无法明确启动安全化的判断标准，忽视安全行为体的安全化偏好差异和政治制度对该偏好的影响。二是无法让安全议题关怀到更多的安全对象，让关系到弱势群体利益的议题上升为安全议题。

“安全化的过程阶段，我觉得安全化困境主要体现在安全手段的不当使用，无法同时兼顾好公民、社会、政府三者的安全利益。”徐进说，由于政府不能与公民和社会实现良好的安全化互动，而是执着于实现有关的安全目标，甚至为了实现安全目标，完全忽视其他行为主体的存在，不仅造成行为主体的互动困境，也导致公共安全中的目标过于偏执。

而在结果阶段，徐进注意到，安全化困境主要表现为安全化的进程迟迟无法结束，甚至演变为安全的常态化，但最终产生了“不安全常态化”的负外部性的问题。

“由于实施安全化的政府往往不愿意放弃通过实施安全化带来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并继续通过技术监控和大数据等手段，以实现其对社会稳定的控制，从而回避了不安全常态化可能带来的对弱势群体的损害，以及对民众隐私和社会权益的侵犯。”

徐进谈到了美国和法国在美墨边境墙建设、反恐等行动中出现的安全化困境。他介绍，2015年以来法国反恐就陷入了安全困境。法国的反恐法律造成了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破坏了司法平衡，行政机构没有放弃通过安全常态化所获得的权力的意愿，也没有受到司法机构或立法机构足够的权力制衡，所以导致其去安全化进程迟迟不能启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高级研究员艾哈迈德·莫尔西也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一问题。莫尔西首先介绍了西亚和北非地区安全形势演变，除了领土争端和民族冲突问题，很多非传统威胁也在过去几十年抬头，包括失业、气候变化等对地区稳定的影响。他强调，应该更好发挥多方的能力，让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

“我们也不能滥用国家安全的理念，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控制人们的想法，或者是来改变人们的观念。”他说，“安全是打击犯罪的重要理由，但是人民也有自由生活的权利，要实现很好的平衡。”

谈及此，徐进给中国的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哪些公共问题应该上升为安全问题，哪些没有必要上升为安全问题值得思考，不能想当然认为把一个问题安全化，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中国需要避免安全化实践过程中的视觉盲区，追求安全化目标的同时，需要兼顾好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安全诉求，尤其是要给予弱势群体充分的关注。第三，在全球不安全时代，中国需要加强对区域安全化的研究，应灵活采取去安全化的手段，以应对不安全的常态化。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江苏连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