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无所不有的时代，却过上一无所有的生活”
文 | 李厚辰
与互联网激烈共存的时期，对各个大型企业的批判早已经汗牛充栋。
数不清的企业内部邮件和聊天记录截图，展示着其内部的压抑和混乱；高强度的加班文化，大小周等破坏双休日的制度也大规模向社会溢出；“困在系统里”等文章揭示着对劳工阶层的压抑；大量普通市民也经历了各种互联网企业的“突然死亡”，而AI也是最近好莱坞罢工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惨淡的影视市场，可能也能让大家直接体会互联网带来的阵痛。
对于互联网企业形态的批评，已经很难再有新意了，但问题似乎也没有找到缓解的方向。
但对个案的深度挖掘还是可以提供很多洞察。新书《履单》就对亚马逊在美国的运营状况，进行了一种全景式的描写。
亚历克·麦吉利斯著
中文译本的宣传语“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尖锐地刺破了我们生活的现状。互联网企业的确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无所不有”的景象，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在面临变动时其实“一无所有”。
读完《履单》，我们可以在其中窥见这个巨大企业对美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并从中综观一种互联网的“特征”，或许能找到一些新的理解，和一些新的应对方式。
01.
超级实体
从劳工的角度、雇员的角度、消费者的角度，都可以分别看到互联网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从整体的角度会稍微难一点，不过这很重要，因为从整体上理解企业，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与互联网龃龉间摩擦和痛苦的来源。
有一个比喻大家或许听过，即一个超大型企业，其本身就像一个国家，我想这是比喻这个企业的权力，多元化运营，调动资源的广泛和对社会无远弗届的影响。
不过这个比喻还是有点粗暴，可能只能有一个模糊的“大”的意味。恰恰是对比政府和企业的区别，能让我们通过他们的差异，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企业的特征。当然，这里的政府泛指一个现代政府，并不特指任何国家。
其一是责任的差异，现代政府是一个福利政府，对其国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无法因为财政资金缺乏，而将一个人“开除国籍”，来确保剩下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福利。
但相反，企业却可以，企业为作为整体的总利润服务，而政府不追求这个。这里并不涉及孰优孰劣的对比，只是说出它们的不同。政府财政一大部分由企业税收得来，如果企业不为它们的收入和利润负责，而为支出负责，恐怕政府的财政也要出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企业和政府是完全相反的超级实体。政府的刚性是支出项，大国政府都海量负债，以完成基本的支出，不管是雇员、养老保险、民生支出；而企业的刚性是收入和利润，“降本增效”实施起来毫不手软。企业的亏损不像政府的赤字，维持的不是支出稳定，而是营收规模的扩大。所以只要收入规模不断扩张占领市场份额，亏损规模扩大对很多互联网企业都不会是问题。
《社交网络》
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在这个视角下，企业都是疯狂而贪婪的巨兽，而政府是保护民众的白衣骑士吗？恐怕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行政权的属性，行政权拥有支出的刚性，而它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消费税）和企业与个人收入的扩张（所得税）。
在某种意义上，行政权与企业拥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能看到某些地方有对企业的官方支持，提供政策，减免税收，匹配贷款。可见，行政权与大型企业构成的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联盟”，而就是今日社会运转的基石。
政府和企业还有一个关键不同，政府大多是“在地”的，即政府的主要税源在本地，其主要支出也是在本地，政府在本地做到收支平衡即可。而企业的收入来源于其市场，成本来源于其产地，利润集中在其运营的中心城市或总部，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财富的爆发和不平等就由此产生。
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为了削减最终的所得税而将其注册在一些“避税天堂”，为了控制其生产成本而不断将生产基地搬迁到更便宜的地区。
《美国工厂》
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互联网企业的需求往往非常单向度。《履单》中有一个例子，亚马逊在美国一偏远小城市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该市政府还以为引进了国际大企业，最后却发现，这个巨大的数据中心对拉动当地就业和消费几乎没有作用。
它仅仅需要非常少的人进行维护，且需要的专业技能几乎都出差来此地，对本地就业拉动近乎为零。另外，数据中心并不产生营业额和利润，还让当地用电产生了巨大负担和成本。
在这个例子中，地方行政权力成为企业的“受害者”，大型互联网企业甚至将政府“玩弄”于股掌。跨国大型企业组织与政府间的张力，不仅仅在互联网时代才出现，但互联网确实赋予了其不同的内涵。
大型企业这样一种“超级实体”，对营收强烈的进取和极端的分工和优化，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或是它们的供应商，与其合作的政府，都感受到强烈的拉拽。互联网企业将不同的主体拉入它巨大的系统内部，不过它不需要你的全部，只需要你组成它的一小部分，以它最需要的周期和方式。
02.
营收的极限优化
与任何传统企业相较，包括像苹果和特斯拉一样的新型生产企业、互联网企业，或者是像短视频这样的纯线上平台，像亚马逊这样基于线下实体电子商务的平台，它们都有远超于其他企业的“敏捷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短视频平台上的推荐算法的更新迭代速度是惊人的，甚至有可能是即时的，以用户的停留时长作为绝对的指标（相当于营业额）。推荐算法不断随着用户的行为而改变，甚至推荐算法的改变本身由AI完成，但对中小型的内容创作者，则可能是内容流量的突然波动，甚至直接导致其生命周期的短暂。
在外卖和打车软件上我们同样知道这个现象，即随着算法对路线的不断优化，骑手和司机的订单完成时间不断缩小，就像一个不断勒紧的紧箍咒。
在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平台，这种优化更系统。作为以“货物送达时效”为生命线的电商企业，平台不断在销售转化率与响应时效、利润间进行平衡，更改着商品推荐的规则，而在另外一头是因为完全无法匹配这样的优化被绞死的传统渠道、传统广告业，和奔波在物流巨大环节上的工人。
《瞬息全宇宙》
这些企业继承着互联网的逻辑与思考方式，这就是互联网的文化，被《从0到1》或《增长黑客》这样的书籍所代表的，有着对数据与增长本身的极限追求，对业务实质、使命、合理性的漠视。
它们的业务都以各种数据模型彼此紧紧咬合，企业就像一台庞大而精密的仪器，上面有无数的按钮和把手。这些企业就像炼金术士，不断在各种细处进行优化，设计复杂的KPI系统和内部评价方式，并紧密监控进行敏捷的调整和优化。
但在数据模型中1%的调整，也许就是一个地方用电负荷的崩溃，千百万人额外的加班，或是失业，乃至几座美国城市财政的崩溃。可是另一方面，这1%的调整，可能会让企业的表现贴近或超越券商对财报预计的1个百分点或2个百分点，带来百亿美元的市值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的频繁。企业因为经营进行调整，但因为其外部性而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无论如何都不算新闻。但传统的生产型企业，就算是苹果和特斯拉，也有相当的长期计划性，以月甚至以季度为单位安排一切。而互联网因为其虚拟化的敏捷特征，可以以天为单位变换自己的政策，甚至更快。
大家或许有实际经历的是ChatGPT上线后因为拥挤的原因，频繁变化的等待时间和付费版的配额。甚至在更成熟的产品上都是如此，想想埃隆·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迅速带来的改变，到现在，连域名和名字都变了。
这些都还是面向用户可感知的改变，可以想象在企业内部，或面对它们的供应商和相关产业链，变化可以多么频繁和剧烈。
《社交网络》
这些企业延续硅谷的创业基因，企业内部的一切就是为了敏捷和变动而准备，作为虚拟化的互联网企业，变动对于其成本也没有根本的影响。但对于投入钱买了一部车运营网约车的司机，为了电商贷款备货的企业，或是给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土地和税收的政府，却很难跟上这样的变动节奏。
这并不是因为贪婪或者诡计，技术的敏捷性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因为互联网技术变动的边际成本很低，因此企业会将这种灵活性逼到极限。反映在其雇员身上，就是加班的时长；反映在供应商，就是不断提高和变化的要求。
在企业内部，敏捷性的提升因为技术而边际效应平缓，但对个人和其他主体，敏捷性的提升却让其承担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03.
成本的转移
这其中有一种成本的转移存在，在合同之外灵活的地方，无法被语言概括进入用户协议和劳务协议的部分。
游戏逐渐变为所谓“服务型游戏（即更快速的开发，并在开发后频繁更新）”，实际上是用户成为测试员和产品经理角色；App层出不穷的新功能（甚至新app，例如流星般划过的Threads），用户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系统的规则；员工在不同分工上巨量的工作，不断变换的KPI体系。
追求稳定预期的个人，在被逼迫适应一种崭新的节奏，并承担这部分成本。
还有另一部分更不容易见到的成本。根据《履单》提供的数据，亚马逊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逆势上涨，并在1-10月在全球增加42.5万名员工，以处理庞大的订单量。
百业凋敝时，互联网企业们风景独好。其实疫情三年，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普遍高速上涨，呈现出与时代底色不同的气质。这里面当然有一种不公平，不过这又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直接批判的不公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者，因为这些企业才有“灵活就业”的可能和机会，在支撑就业率的方面，互联网企业确实居功至伟。
这是脑体分工的终极形态，或许可以说是层级隔绝的分工，企业CEO要求净利率提高2%的目标，对他的成本是脑力和会议，到电商部门要将用户转化率提高5%，就开始产生大量实际的工作量。如果到供应商，可能就是降价所需要真金白银的成本。如果再下达一级，电商运营人员和物流人员就会立即产生工作量的聚集。
《社交网络》
可以想象，在中心城市，即便付出成本，这样的优化是可能的。但离开中心城市，在人力资源、物流资源无法匹配的地方，这些成本的边际性都会更加放大，直到彻底不可能，成为被这个体系抛弃的废土。当然乐得清净，也就被排除在这样财富分配之外，互联网加速小城镇的衰退，是《履单》的重要主题。
互联网这个庞大的虹吸体系，让更少人可以创造更多价值，让另一些价值可以被其他人或机器快速替代，让远离市场和技术核心的区域被快速抛弃。
互联网无疑在加速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让社会分化得更厉害。这又带来政治上的困境，被抛弃的族群聚集在极右翼的旗帜下，以“不公”的名义动员起来，但愤怒是很难控制的一种情绪，会近乎无目标地释放，带来巨大的破坏。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互联网就是商业逻辑被赋予极端的灵活和敏捷性后，创造出来的终极形态。它极端强大，创造了便利、娱乐、财富、就业，以过去的产业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离开这些，该如何生活，社会又该如何维持。
但在这个真实的“繁荣”中，社会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衍生问题。设想问题的解决方式变得迫切。
04.
人的社会的边界
《社交网络》
不过当我们理解了互联网的特点后，设想问题的解决倒不是特别困难，因为互联网本身极端的敏捷性是很难被控制的，个人、组织想要跟上这样一个庞大组织的节奏几乎不可能。但技术终归由人控制并由人管理，属于人的边界就格外重要。
强制的劳动时长管理制度前所未有的重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问题需要更加刚性的边界，各国都在建立最低15%的企业所得税联盟，也是应对技术性利润转移和避税的有效方法。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理解欧盟对互联网法规的态度。过去，欧盟严格的互联网控制总被当作是欧盟错失互联网商业浪潮后，一种小肚鸡肠的报复，或者是一种文化上的守旧。
欧盟正在推出史无前例的《Digital Services Act》（数字服务法），将在2024年2月17日生效，将对所有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带来深远影响。这在欧盟对用户隐私和选择权关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法规和用户行为如何可以刚性地反过来影响互联网企业。
其实在与互联网企业的抗争中，不管是英国Uber司机，还是美国的UPS物流人员等，也都通过非常传统的工会手段改善了其条件，这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不管中间有多么强烈的技术壁垒，这还是一个运行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社会。
*本文原标题《我开始越来越理解欧盟的互联网企业管制方法》，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封面图：《怒呛人生》，编辑：林蓝，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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