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韩国电影市场仅有一部影片盈利、下半年无新片获得投资、韩国最大电影公司CJ娱乐一二季度共亏损800亿韩元、过去五年高达323部韩国影片票房造假…种种数据都指向了一点:韩国电影产业已经摇摇欲坠。
本土市场崩盘后,韩国电影人加速拥抱Netflix,出走海外寻求机遇,这是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也是过去欧洲电影市场与香港电影市场衰落史的再度演绎。以电影产业史为鉴,不难明白一个电影市场耗时数十年积累、培养出的人才,批量出走究竟意味着什么。
千禧年前后,为对抗好莱坞影片,韩国电影人发起“光头运动”,呐喊“可以为守护韩影而死”时,危机与希望同在,坚守自有价值。而今溃败之势席卷韩影,市场留下的只剩对现状的哀叹与对未来的无尽迷茫。
大厦将倾
6月3日,《犯罪都市3》上映四日后观影人次超过300万并成功突破损益点,成为2023年首部过损益点的韩国影片,片方在各大宣传场合强调自己“首部过损”,也在庆祝观影人次破千万的海报上附了一句:“感谢千万观众的支持,我们会继续虚心拍电影,不会忘记这份支持和鼓励。”
《犯罪都市3》止住韩影长达半年的萎靡之势后,8月11日,《走私》成为继《犯罪都市3》之后第二部突破损益点的影片。但对极度需要信心与鼓舞的韩国电影市场来说,仅两部影片带来的士气提振还是太有限了,“2023年下半年没有一部新片获得投资”、“2024年韩国影院或无新片可上”都在不断刺痛韩国电影市场的神经。
截至今年8月份,韩国本土影片票房占比中,《犯罪都市3》和《走私》拿到了超过50%的份额,这已经不是头部效应能解释的现象了。电影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高度依赖院线,只有大部分影片靠票房收回成本才能谈吸引投资,但2022年,韩国上映的百余部本土影片仅有八部获利,今年前八个月则仅有两部影片获利。
曾打造过《杀人回忆》《鸣梁海战》《王的男人》《寄生虫》等一众经典韩国影片、拥有品牌院线CGV的韩国最大电影投资和发行公司之一的CJ娱乐,今年的经营可以用惨淡形容,一二季度亏本总额达到800亿韩元左右。同样在韩国拥有院线品牌的乐天,目前对韩影的预期也不乐观,高层直言当下韩影面临巨大的危机。
更可怕的是,如此萎靡的票房仍有“水分”。今年6月,韩国警方突击搜查韩国三大影院运营商CGV、Megabox、Lotte的办公室后,披露了一组数据:过去五年时间里有323部电影票房数字被夸大,影院人员涉嫌与电影发行商串通,自2018年3月至2023年6月期间涉嫌在官方系统输入夸大的票房信息,虚报的幽灵场可能涉及伪造267万观影人次。
目前,韩影新片投资断档,压仓影片处境也非常艰难,市场积压的几十部影片面临无法在院线上映的困局,只能转向OTT平台出售版权,但积压作品很难卖到好价格,能否保本都是问题,韩国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OTT平台不会原价购买”。不过,能亏本出售已是理想结局,起码能回笼部分资金。
往前倒数十年,2013年韩国电影市场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之势,票房前十《七号房的礼物》《隐秘而伟大》《辩护人》《恐怖直播》《雪国列车》等今日来看仍是经典之作,那一年,韩影处于多元化和类型开拓的巅峰期,全年盈利的本土影片达到43%。之后几年韩影持续扩张,2017年产量达到483部,较上年增加40%以上,但当时危局已经拉开序幕。
从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来看,2017年观影总人次短暂下跌后,之后两年都处于上升趋势,可受惠的却并非韩影,2018年全年韩影仅有《与神同行》观影人次破千万。2023年韩国市场票房TOP10中,除了《犯罪都市3》《走私》,剩下的都是《疯狂元素城》《铃芽之旅》《灌篮高手》《银河护卫队3》等美日进口片。
2022年至今,曾经的韩影卖座招牌,几位双千万导演崔东勋、金容华、尹济均接连倒下,崔东勋的《外星人》、金容华的《月球》、尹济均的《英雄》均走向失利。当韩国部分媒体将原因归结于“大众不爱看电影了”时,韩国观众给出的反击是:“看看《银河护卫队3》,电影拍得好才会有人看。”
风雨交织
2020年《寄生虫》横扫奥斯卡后,外界给予了“开创韩国电影历史”、“里程碑式的影片”等高度赞誉,韩国本土一片欢欣气象,中国市场则出现了不少反思言论,如关于“中国电影人是否应该为夺得奥斯卡而努力”的讨论。如今来看,单部影片取得的罕见荣誉与整个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仍是两码事。
韩影的转折点并不是《寄生虫》开启的,但它诞生的时间,与韩影票房急速缩减的节点高度重合。疫情对全球院线市场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时“自救”也是国内电影市场的关键词,但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重回高速发展期,北美市场也在《芭比》《奥本海默》等影片的带领下复苏,韩影却依然一片萧瑟。
韩国电影市场未能复苏,关键在于四个字:积重难返。近几年,韩影的主流是犯罪片、历史片、动作片几大类型,同时偏爱“黑暗叙事”,外界一直将原因归于韩国社会现实的投射与影响,有道理但并不完整。过去几年,韩影在类型化巅峰期结束后陷入类型突破僵局,2017年,《恶女》中的韩式暴力美学风格沿袭自2003年的《老男孩》,但影片立意深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类型难以创新,又面临着好莱坞大片冲击的韩影,在票房导向下选择了以“黑暗叙事”为主的商业类型大作,而《局内人》《南山的部长们》《寄生虫》等同类批判、讽刺型影片的接连问世,又让此类影片走向了模式化与套路化,进一步导致了创作僵化与观众的审美疲劳。《寄生虫》再好看,一年十部观众也会逆反。
可以说,《寄生虫》出现前韩影的危机便已有伏笔,之所以2023年才爆发,在于疫情放大了韩国经济下行和大众消费缩减的问题,有限的观影需求几乎都被更具竞争力的好莱坞大片消化。
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了院线的收入,导致院线只能通过提升票价来回血,但任何事情都要把控尺度,当韩国三大院线将票价推上15000韩元的高点时,观影成为“奢侈品”,Netflix会员则成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Netflix在韩国OTT市场稳居第一的背景下,观众大批倒向Netflix,对电影业的打击可想而知。
总的来说,这与当年《英雄》拉开国产古装商业大片序幕后,国内电影市场一段时间内走上弯路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大型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愈能力是小型市场无法比肩的。更何况,当下韩影面临的不止是电影领域的内外部危机,还有韩剧的火力打击。
一直以来,相比韩剧在全亚洲的下沉影响力,韩影的表现是较为逊色的,但两者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而如今,韩剧与韩影处于同一混沌系统中,更具优势的韩剧开始加速侵占本就萎靡不振的韩影的生存空间。据韩媒报道,《鱿鱼游戏》《黑暗荣耀》成为爆款后,银行不再投资新的韩影,纷纷转向了电视剧的投资。
客观来说,韩剧与韩影各有困境,但营收能力不在一个量级,同为爆款,《寄生虫》全球票房2.63亿美元,而Netflix内部对《鱿鱼游戏》的收益预估在8.91亿美元。《寄生虫》的全球票房有着奥斯卡光环的加持,影片500万美元的奥斯卡公关费,在北美换来5336万的票房也称得上划算,但多数韩影是很难谈全球输出的。
和《寄生虫》同走冲奖路线的《分手的决心》奥斯卡公关费高达1000万美元,但即便有戛纳电影节和一众韩国电影大奖背书,到了奥斯卡依然颗粒无收,票房也谈不上理想:韩国本土票房2359万美元,北美票房217万。巨额公关费将一部文艺片的成本抬到了新的高度,但却并未换回相应的回报,再次证明《寄生虫》模式的不可复制性。
“离家”出走
有人说,韩影的衰落关键在于内核的全面西化,这其实并不准确,就像K-POP越来越欧美化时,韩国独立音乐仍保留着民族审美一样,韩影同样如此。这才是一种娱乐文化衰落的正常进程:不会突然消亡,只会从大众视野退居到小众角落持续渐衰。
《寄生虫》中的地下室,象征着韩国一代人对战争的恐惧阴影,这某种程度就是韩影对民族与文化的寻根,但曾经韩影的内核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比如林汉泽、金基德等老一辈韩国电影人深受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影响,他们的电影中不乏东方古典美学在韩国语境下的特殊表达,金基德的《春夏秋冬又一春》便是代表。
时间再往后,2015年忠武路老牌影帝宋康昊主演的《思悼》,如今依然是东方文化圈都能共情的高质量作品,到了2021年,曾执导《思悼》和《素媛》的李濬益,带来的新片《兹山鱼谱》中同样不乏儒家思想的体现,但影片在韩国本土和中国影迷圈,影响力都难敌《思悼》。如今,韩国电影市场人才加速“出走”,这对内核价值衰退的韩影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近几年,忠武路演员拥抱OTT成为大势所趋,《鱿鱼游戏》爆火后,新人演员郑浩妍涨粉2000万,火速拿下Louis Vuitton的全球品牌大使,面对如此程度的“飞升”,不少韩国顶级演员开始拒绝忠武路,转而选择国际视频平台的作品。当然前几年国内市场也有同样趋势,即电影演员和导演相继“下凡”,但规模并不大,而如今韩影演员可以用批量跨界来形容。
当头部韩国导演同样加速拥抱OTT时,问题的严重性又上升了一个台阶。Netflix在韩国投资的第一部电影是奉俊昊导演的《玉子》,之后越来越多的导演汇聚在Netflix门下,如《釜山行》导演延尚昊执导Netflix剧集《寄生兽:The Grey》、《分手的决心》导演朴赞郁制作Netflix电影《战,乱》、《国际市场》导演尹济均执导Netflix网剧《K-Pop: Lost in America》等。迪士尼来势汹汹下,未来还会有更多导演被吸纳到迪士尼的亚洲内容生产体系中。
韩网探讨演员、导演等转向OTT时,多数表示理解:“没有那么多卖座负担,给的钱又多,当然选网飞。”从生存角度与商业逻辑上来讲确实无可厚非,但长远来看,这是以牺牲本土电影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尹济均那句“再这样下去韩国就快没自己的本土电影了”并非危言耸听。
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呈现了九十年代移民浪潮下,美国对于欧洲的虹吸效应,主角1900宁死不肯踏出弗吉尼亚号,象征着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欧洲遗梦”与“故土坚守”,但时代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意大利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意大利裔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英美双国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等,都在美国的人才虹吸效应下与好莱坞实现了双向成就。
1999年,为了抗议韩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后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韩国影人发起了著名的“光头运动”,最终促成了“韩国每家电影院的每个放映厅一年必须放映满146天的本国电影”政策的落地,同时,韩国官方提供了四千亿韩元的政府补贴资金赞助电影拍摄,这都推动了千禧年后韩国电影的迅猛发展。
“光头运动”参与者之一林权泽曾言:“我们为了韩国电影的存在而剃光头发,为了电影我们甚至可以去死。”而如今,当初的坚守似乎再难继续。2023年韩国电影人加速拥抱Netflix,与当年好莱坞产生人才虹吸效应的大背景并不相同,但结果是相似的,人才在哪个市场,获益的便是哪个市场,只不过牌桌上的上位者由传统好莱坞制片厂变为了OTT平台。
虽说马丁·斯科塞斯也投入了Netflix的怀抱,但从好莱坞到Netflix,人才资源不过是在美国影视市场内部左手倒右手,韩国电影人则不同,他们个人在Netflix取得的成绩很难带动韩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只会让人才被抽空的本土市场加速衰落。
韩国电影人未必不清楚这一点,只是1999年,经过十年急速发展的韩国电影产业仍在上升期,土壤仍在希望也在,而今韩国电影产业的基盘已经站在了倾颓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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