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社会舆论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反映道德评价的一种风向标。只是,他们并不知道操控社会舆论的是谁。
在封建社会,皇帝一面推行法律,一面推行道德,要“以德治国”,甚至道德比法律的效力还要大。一个普通人不读书,也不识字,不懂什么是法律,但一定懂道德规范。遇到一些事的时候,人们总是以道德眼光来判断,即便是宗族长老判断事情,也是以道德眼光来看待,以道德为标准来判断,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宗族内有人偷盗,被逮住了,宗族长老可能判他游街示众,符合道德判断,却并不符合法律。宗族内的人大多接受这种判决,却并不会用法律来匡正。要是小偷不服,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状告宗族长老动私刑,宗族长老就会被官府制裁,但小偷会被人们孤立,甚至唾骂,甚至被宗族长老的家族胁迫,不得不撤诉。如此一来,宗族内的舆论看似全体人们控制,自然形成,是人们心底的呼声,其实只是宗族长老的势力控制,也是权力在控制。当然,还有道德的力量,也就是鲁迅常说的“积习的力量”。
放眼到整个社会,依然如此。皇帝控制大权,各部门的官员有一定权力,但在大事面前还是要征求皇帝的意见,不能自己决断。正常情况下,社会舆论由统治阶级操控,是权力的一部分。皇帝提倡什么,会让各级官员下传。皇帝要“以德治国”,各级官员就要率先垂范,还要大力推行道德。皇帝要搞祭天地、祭拜宗庙等活动,官员会效仿,老百姓也会效仿,会崇拜神灵和祖宗。皇帝信奉道教,官员和老百姓也会信奉道教,甚至各地都会出现道士和炼丹炉。皇帝崇信佛教,各地官员和老百姓也会崇信佛教,甚至各地都会出现寺庙和活佛。如此一来,社会舆论就靠权力来推广,或者说社会舆论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而不是舆论那么简单。
古代大多数朝代没有报纸,没有及时的新闻信息发布,但官场有自己内在的信息发布系统,可以快马报信,可以用印信证明等等。而官员们会互相倾轧,会勾结在一起,结成一定的政治派别。他们会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要获得朝廷之上的发言权,左右皇帝的决定。这种舆论是官员们联合的结果,也是他们平时建立的关系网在起作用。官员进入官场之后,要想立足,就要拉帮结派,寻找势力最强大的一派,最好能娶了高级官员家里的千金小姐,当然还有直接做了驸马爷的,晋升更快。他们从穷书生摇身一变成了权贵,即便犯了罪,也会迫使审案的官员“法外开恩”,宽恕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结成朋党,遥相呼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形成统一意见之后,会呈报给皇帝。皇帝做决定之前会充分考虑他们的势力,还会考虑执行之后的后果。要是一两个官员,形不成势力,就会失掉了官场的话语权。于是,很多朝代的官场都有拉帮结派的潜规则,也都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进而形成一定的官场舆论,绑架皇帝,绑架其他派别的官员。往往权臣背后有着庞大的关系网,也往往会借助自己的势力控制朝廷,即便发布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别的人也得恭维,说是好政策,不敢说什么反对的话。
在民间,舆论是靠道德支撑的,而道德是皇帝推行的照顾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建立的一种观念的东西,要人们遵守。而保持社会稳定就是要统治阶级世代享福,而被统治阶级世代受苦。平时,老百姓有吃有喝的时候,道德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写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前提就是要让老百姓有吃有喝,粮仓里有粮食。要是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了,就会揭竿而起,起来造反。官员们难道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吗?当然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官僚系统庞大臃肿,却从来不裁员,一切的费用支出全都来源于税收。老百姓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大多都是农民。要是赶上天灾人祸,田里就不长庄稼了,老百姓到哪里去找粮食交税?而皇帝指派官府照常收租税,就会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老百姓团结起来,形成农民起义军,对抗官府和朝廷。不过,这种舆论引导照样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发起的,也是权力的作用。即便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出身只是一介平民,身无分文,最终也会成长为领袖,也会拥有一定的权力。而所有的舆论不过是他和他的下属们发布的消息并且传播扩大而已。人们还以为舆论是自然形成的,代表人们心中的呼声呢,其实只是权力控制的结果,也是权力的一部分。
即便到了现在,新闻媒体上的消息也是经过权力部门审核的,不能什么信息都要发,也不能无视一些重大事件。于是,社会舆论形成之后,人们一般都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殊不知已经被权力牵着鼻子走了。权力系统早就知道社会舆论形成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也知道如何控制,只不过要人们宣泄一下,事情该怎样处理还怎样处理,各个层级上都有处理办法,有完善的处理问题的体系,只不过需要社会舆论来刺激一下而已。甚至有时候社会舆论没有形成什么压力,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也就让人们莫名其妙了,不过新的社会舆论立刻就有了,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也就忘掉了以前的社会舆论,跟着新的社会舆论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