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假装世界不存在
在你眼中，“世界”是什么样的？三年过去，当我们重返世界，“世界”的概念与样貌已然层层颠覆，一切亟需我们更新理解。途中新生的屏障遍布，我们又为何仍要步履不停？
“水手计划”是单向街基金会发起的文学和艺术公益活动。我们资助青年创作者进行海外旅行和探索中国，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带到汉语写作中来。
在寻找现代心灵·第九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上的水手大会里，水手计划评委、作家阿乙，与作为第一届水手的独立记者，青年作家柏琳，第二届水手的摄影师、旅行专栏作者朱英豪和跨界写作者卢昌婷，以及《单读》主编吴琦一起，聊了聊他们重返世界后的所见所想，还回答了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前往世界。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码头
吴琦阿乙老师，你见证了“水手计划”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关注大家的行踪和特点，你怎么看待“水手计划”呢？
阿乙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假如我现在还在县城，假如我还是一名警察，我会是什么样子？我是那 1% 的逃逸出来的人，周围人中只有我换了多重身份，我是游荡在中国的“水手”。我可以俯瞰自己过去的一生，看到自己一节一节的成长，是因为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城市。非常遗憾的是，在我血气方刚的时候没有去国外成为一个“水手”，视野还是很狭窄。
单向街基金会在 2018 年推出了“水手计划”，迄今已经有三届。我有幸作为评委。第一和第二届分别推出了五名“水手”，柏琳就是第一届的，那一届还有郭爽、刘子超等。
到了第三届，我们收到的申请和资助的人数都增加了。这和基金会的创办人许楠，顾问戴锦华老师、万玛才旦老师、许知远老师、吴琦老师等等一直的关心有关系。
我最近再次看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他说的话我很认同。加缪说：“荒诞之人究竟是什么？就是在不否认永恒的前提下，不图谋永恒的人。……正因为知道自己的自由是有限的，反抗是没有未来的，意识总有一天会枯竭，他才会继续他生命长河之中的冒险。这就是他的领地，在此，除了他自己的评判，他不会将自己的行动置于任何其他的评判之下。”在这一生里，我们要掌握一个评判权，我们自己评判自己，不能交给别人轻判自己。评判我们的是自己的脚步、行动——我们是否占有了最多的生活，穷尽了生活的机会。
就像让吴琦发明了“水手计划”这个词的那句话，沃尔特· 惠特曼的“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码头”，我们只有去到越来越多的码头，才能够说我们的一生过得足够精彩。
电影《过客》
当我们重返世界
吴琦请先介绍一下你们在“水手计划”中是怎样的一段旅行，目前的创作到了什么阶段？
柏琳2018 年申请时，我打算前往波黑——全称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都是萨拉热窝，想到萨拉热窝旅行、观察和写作。但萨拉热窝只是我的锚点，我的野心是巴尔干半岛，要从萨拉热窝往外辐射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北马其顿，以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为基础。我已经完成了写作前南斯拉夫地区旅行见闻的第一本书，2021 年中旬完稿，正在写新的一本。
我上周刚从巴尔干半岛回来。当你重新走向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经历的障碍更多了，是在世界打开又关闭、再重新打开之后出现的新屏障。重返世界以后，战争乌云遍布起码半个地球，但即使情况这么难，我反而更乐观了，因为大家更知道把自己裹起来，不对外敞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要重新选择反向的姿态。
电影《绿衣骑士》
朱英豪19 世纪中后期，同治年间（1868 — 1871 年），有一个德国地理学家叫李希霍芬，他来中国旅行，也做情报工作，考察中国的地理矿产。他待了四年，基本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角落。他走的很多地方都是现在你几乎没有听说过的，我想借这个机会去走国内的很多地方。
我刚去完上海的江南造船厂遗址。在外滩边上有一个上海天文信号台，特别高，有 36 米。当年所有外国人进港都需要信号台给信号，包括今天天气怎么样，风怎样刮，来决定在什么地方停泊。它是当年上海最高的地方，也是水手们进港都要看的一个标志物。但现在去外滩找，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它被淹没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
我尽量把自己放在 19 世纪的延长线上来看今天中国的状况，跟李希霍芬当年看到的中国做对比。我去走古运河、古黄河，去感受德国地理学家和水手们在中国南部航行的感觉。在那个年代，中国南方的交通基本靠的是水网水路，而不是现在习惯的公路、高铁。
2019 年之前，我最高峰的时候一年能有机会出国十多次，疫情后突然出不去了，正好可以慢下来。过去是从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借助这个项目，我现在是从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两个视角切换的过程中，我更加理解这片土地是什么样的。
卢昌婷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年，有三年在洛杉矶加州艺术学院戏剧系读研究生，有一年在洛杉矶迪士尼工作。在这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比较有规划的，但疫情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规划。首先我的工作没了，当时我在迪士尼乐园工作，全球乐园都关门了，他们裁了一批人。然后我无家可归了，房东不让我们续租。在洛杉矶没有固定住处要花挺多钱，大城市里的感染率又特别高，我就说，那不如开车去旅行吧。
电影《在路上》
我从洛杉矶出发，开车走了美国 11 个州，平均每天开五个小时。当时有一种感觉，我回国以后，再回到美国这片土地，可能要等挺久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走之前得看看这片土地。
旅途中遇到的很多人、很多事情，让我意识到自己虽然在美国待了四年，却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生活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身边都是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你会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差得没有那么多。但当你开车走到美国的农村，走到山川和河流之间，和那里的人对话时，会发现他们生活的美国和在大城市里看到的美国完全不一样。
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疫情的时候我们给了彼此非常多的帮助，他说你要看真实的美国就来德州，他爸妈就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我这个好朋友很棒，疫情那会儿在洛杉矶核酸检测点当志愿者，为美国抗击疫情事业奋斗。但他爸妈坚决不打疫苗、不做核酸。他们这么想的：我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想让我感染新冠，我就不会感染新冠；如果上帝想让我感染新冠，不管我怎么样还是会得新冠。我很震惊，这都什么年代了，基本的医学和科学难道不知道吗？
今年好不容易国际旅行放开了， 6 月份我又回到美国，见到了三年没见的朋友，开着他的车，从洛杉矶开到了德州，一路拜访他成长历程中的地方。他的故乡是德州敖德萨，石油小镇，只有到那样的地方才能理解支持特朗普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支持特朗普，他们在特朗普败选拜登当总统这几年怎么想的，当他们面对美国又一轮总统大选的时候，立场是什么样的。
人对世界的感知，在事实之后
吴琦对比疫情前后往外走的过程，你们觉得哪些环节或者哪些问题被改变了？
柏琳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疫情前后人的认知问题。我说的认知并不是旅行者的认知，而是我重返一块土地，发现当地人对世界、对他们的邻居和周围人的感受经历了很大变化。
我 9 月份在塞尔维亚西部深山的一个村参加写作项目。这个村很不简单，这里诞生了塞尔维亚语的语言文学之父武克·卡拉季奇，他把那个村建设成了从事语言、文学创作的基地。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跟当地村民聊天，有一天我们一起去乡村小博物馆，一会儿就参观完了。我们在门口聊天，大家喝酒——没有酒是没办法跟巴尔干人说话的。喝着喝着，我们开始聊过去疫情三年对这个村和周围的影响。
其中一个人，也是我们的司机，说旁边更小一点的那个村，基本上每个人都打了三种疫苗。我特别吃惊，问是三针吗？他说不是，是同一批次的疫苗打了三种，一针是中国的，一针是俄罗斯的，一针是欧盟的，在同一个胳膊上打了三针。所有村民都这么干，男女老幼，除了小一点的孩子和孕妇，都这么干。
我说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一下子接受三针有没有什么反应，还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夹在中间，“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不打三针疫苗不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举个例子，他去欧盟做生意，打中国的疫苗欧盟不承认，打俄罗斯的疫苗还是不承认，为了能正常到欧洲做生意，就必须打欧盟的疫苗。我说你们真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挺勇猛，也挺无奈的。他说在疫情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经历。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时在社交媒体上控诉过欧洲，当出现各种乱象的时候，欧洲各国都选择自保，德国偷意大利的疫苗，意大利偷西班牙的设备，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尤其感受到被孤立，在疫情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不是欧洲人。
我回到贝尔格莱德，每天走路到上城区的土耳其公园——土耳其统治了那个地方五百多年。我注意到空地上每天都蹲着很多人，一看样子就是难民。当地塞尔维亚的警察对难民非常友好，作为把他们运往西欧的中枢通道，基本上不会为难他们。
记者的好奇又发作了，我就问警察，这些是难民吗？他说是。难民主要来自哪里？他说不一样，原来的难民和现在不一样，原来什么地方都有，从北非、西亚、中东跑过来，有偷渡的，也有想扎地做点生意的。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难民基本上都是逃难来的，是有生命危险的，不是为了做生意，他们没有办法在原来的国家待着。更多是叙利亚的难民。
我说可以跟他们聊会天吗，很短，一两分钟。我抓了一个小伙子聊天，他是被遣返的，他刚刚跑到塞尔维亚、匈牙利边境——这两个国家是接壤的，被拦了下来。尝试偷渡，依然失败，又返回到贝尔格莱德。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来晚了，应该疫情之前就来偷渡。我问为什么，他说家里很多亲戚在疫情之前跟他的路径一样，到了匈塞边境就过去了，现在却不行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边界那儿支起了五米甚至更高的铁丝网，那个铁丝网的尖端都是碎玻璃碴子，还通了电，不怕疼的人，总得要命吧。疫情前他们一直以为，匈牙利对于难民是很友好的，疫情后树起的高墙体现了当地人的不安全感前所未有地加强。
电影《边境》
朱英豪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感觉回到了之前的那种状态，事实上是回不去的。我们回不到过去的状态，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有一位波兰作家讲过，“二战”时，人对世界的感知是滞后的，在事实之后才会有感知。1939 年，人们不会觉得正在发生什么，每天早上醒来只是觉得头疼，有恐惧感。他心里慌乱，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后来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在 2019 年也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征兆。
我在国内这三年的行走，去了很多小地方。有一个特别小的村子，我问当地人，当时有多少人走掉了。那里有一条卖丧葬用品的街道，他们掌握了一手数据。他们都闪烁其辞不愿意说，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有太多人在这期间走掉了。
我上个月在清江浦。李希霍芬来到中国时，把船停到港口，然后过黄河，过了黄河的地方，有个叫王家营的地方，有一条骡马街，在那里租马继续走，所谓的“南船北马”。那个地方给你提供往北方走的服务，在当时非常繁华。我在那儿走的时候，碰到好几个人从我前面走过，是我很熟悉的阿拉伯人和中东人。那是很奇怪、很违和的场景，因为现在那个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除了“骡马街”三个字有人写上去，没有任何一个场景跟一百多年前有关系，有的老人都不知道这里过去的情况。
突然出现了这些面孔，我跟着他们去，发现是清真寺。我跟其中一个人聊了一会天，原来是因为“一带一路”，旁边有一个学校，他是被招募的拿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一共有二三十人，他来自孟加拉国，学的是道路工程。我问他知不知道这里过去的历史，他不知道。他在攻读博士，却不知道过去这里是什么样的。我问他疫情期间怎么样过，他说疫情期间在家待着，后来有这样的机会申请学校，很快就过来了。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来到中国学习深造的机会。
卢昌婷我 2020 年从美国洛杉矶飞回中国的时候，一路上刷了 14 个码；今年从中国再飞去美国做“水手计划”的时候，只刷过 1 个码，我特别不习惯。当时买机票回国——经历过疫情期间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懂，就要猜通航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还是周日。你买的不是一张机票，你买的是一张彩票。你买的时候是一个价格，一旦公布哪天通航，价格一下子就涨上去了，中奖就可以倒卖出去，没中奖就要高价收购一张回来。而这次出国，我竟然这么轻松就可以订到一张机票。
我回到了洛杉矶，我生活过四年的城市，好像一切又回到疫情之前的样子，好像一切一点都没有变。四年前离开洛杉矶是在非常独特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飞机起飞前一周，洛杉矶的天是血红色的，我仿佛回到小时候的北京。那个时候加州大型山火，风一刮，灰会飘到洛杉矶这边，整个天就是橙红色的，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加州。我这次再回去，天又变成了美好的加州阳光的样子。
电影《沙丘》（1984）
我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洛杉矶的新冠感染率是全美城市里最高的，每天走在街上看到对面的人都会担心会不会是新冠患者，自己会不会被感染。现在回去，好像一切回到疫情之前，大家在街上悠哉地溜达，喝着咖啡，没什么事似的。我离开的时候，黑人平权运动还在大规模游行示威，我会听到枪声、游行呐喊声，现在大家的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越是生活看起来没有变，我越会反思。在过去五年间，种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吗？在人们的心里面真的发生了吗？人们真的看到了吗？人们真的记住了吗？人们真的思考了吗？同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吗？
阿乙疫情三年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深刻体验了，事情过去以后我遗忘得很快，好像这段时间并不存在一样。可能因为它带给你痛苦，所以你更愿意遗忘。
这场三年的事情深刻改变了我的性格，或者照亮了我性格深处黑暗的东西。我过去高估了我的道德水平，高估了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根本做不到，我发现自己是和困境合作的人。
要不要关心世界，这根本不是一个命题
吴琦跟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文化说一说话、聊一聊天，看看对方在做什么，这件事的必要性和对你们个人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柏琳爱德华·萨义德是二战后美国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一本书叫做《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里面记录了不同人与他的对话。其中有一篇，有一个记者问他，作为一个大学里的教授，为什么这么关心世界的局势？他的回答很直接，也很有韧性，大意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只关心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我只是关心我自己，而不关心我以外的人和事，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如果你不关注世界，导向的就是自我的匮乏。完全专注于自我是伪命题，你的自我一定是由很多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一定有许多杂质，有你关照世界以及世界上其他人的反馈对你造成的影响。
我总结了萨伊德说的那段话，意思就是说，是世界构成了自我，是不是要关心世界，这根本不是一个命题。没有世界，他认为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电影《X》
朱英豪我前两天在南京，碰到了一个司机，我跟他聊天，他问我去过哪儿，我跟他说我去过泰国，他说泰国有什么好的，泰国那边都是毒贩子，都是诈骗犯。现在我们不愿意跟世界发生连接，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状态。
以我最近看的一本书的情节来做一个想象。我在读李希霍芬当年日记的同时，也交叉看很多同年代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游记，也包括中国人的记录。1862 年日本有一艘船叫“千岁丸”。在幕府时代后期，中国已经开放了，日本还在海禁，他们当时听说上海特别开放，是比纽约还要好的地方，是东亚之西洋，所以他们要来这边学习中国。他们出发了，一共有 51 个各种各样的人，带了一船的货物。有 11 个人写了日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记录。
其中有一人叫纳富介次郎，他在《上海杂记》写到他在上海的老城厢，也就是老城区，参观当地的古玩市场。有很多人围着他跟他聊天，其中有一些小孩去摸他身上的武士刀。纳富介次郎说他当时拉了一个小孩的手，那个小孩就跟着他，他们俩一起到古玩店里去玩。
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一个小孩没有任何戒心，两个人去到市场里逛，是特别美好的乌托邦的感觉。还是希望我们以后仍然有更多的热情，主动伸出手去拉外邦人，这是我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日记里感受到的画面。
卢昌婷之所以还要书写世界，非常简单，因为世界是存在的，一旦你看到了它是存在的，就无法假装它不存在。这是我的毛病，有些人可以假装它不存在，我做不到，当你更多了解世界的时候，你也会对自己身边的一切有新的不同维度的认知。
举个例子，这里的草坪后方有三个帐篷，如果没有看世界，你会觉得这就是三个帐篷，但如果你去了美洲原住民部落，会知道这是北美原住民部落的 Teepee Tents（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如果你再了解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的历史，Teepee Tents 是美洲原住民和欧洲人比起来更加落后的生活方式，当欧洲人占领了美洲大陆，他们有猎奇的心态，把扎一个印第安 Teepee Tent 变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娱乐活动，像迪士尼乐园就有以印第安帐篷为主题的设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又通过模仿美国的中产阶级，觉得帐篷不错，放在那儿。看了世界以后，再看这三个账篷，你会觉得这是殖民主义的符号在另外一个大陆上的复制，你再看周围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
第九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水手大会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吴琦、柏琳、朱英豪、卢昌婷、阿乙
吴琦想到一本书，段义孚老师的自传，他分析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这两条路。他自己生活在一个战乱时期，因为出身于非常显赫的家庭，他开始交往的是整个世界的名流。对他来说，他一生下来就被迫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有权力的那一部分。但他活到 80 多岁，都没有完成关于自我的认识——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何找到自己的亲密关系，跟朋友、跟学生建立真正热情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拥有那么广大世界的人，反而无法处理自己到底是谁，是由什么构成的。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每个人有不同的顺序，每个人都会交出自己的答卷，你到底是通过世界认识自我，还是走向世界的同时自我浮现出来，还是在自己的小自我当中发现了大的世界，都是有可能的，种种排列组合都是非常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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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 35·当我们重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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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手计划
“水手计划”是单向街基金会发起的文学和艺术公益活动。我们资助青年创作者进行海外旅行和探索中国，实现一种新的互动交流的可能，在让汉语读者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帮助海外读者能够重新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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