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引领丨他辞官而去，为穷人奔走_资讯

社会引领丨他辞官而去，为穷人奔走

中国公益研究院

2023-11-02 17: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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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年就70岁了，王振耀还在琢磨“穷人的问题”。

在准备他的采访前，我正在操作另一篇以慢粒白血病为主题的稿件，看见贫穷如何恐吓本就一生多难的普通人。其中一位患者坦白说，因为没钱治病，他甚至想好了后事。但中国的大病救助制度，最终兜住了他和他的家庭。事情没有朝预想中那样差的方向发展。

就算准备和翻阅再多资料，也不会比此刻更能清晰地理解，王振耀的人生轨迹和他所做的事的价值。

在民政部为官的35年间，他推动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医疗救助制度、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体系的建设，对五保户体制进行改革调整，为孤儿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在农村社区设立儿童主任制度，并直接影响了中国福利制度特别是养老服务产业的规划与发展……

这些并不让人感到陌生的实事背后，桩桩件件都有他奔走的身影。几乎穷尽一生，王振耀都在与“穷人的问题”打交道，和千千万万底层百姓站在一起。

问题在哪，他就在哪。在56岁距离退休还有短短4年之际，王振耀选择辞官，从官场跨入学界，心中装的却还是一箩筐“老百姓的需求”。他希望通过发掘中国慈善的力量，为他人做成更多的事，自此也走上一条他人从未走过的路。

他跑得那样前，所有人都能感到一阵风过。

中国的慈善之路如何开启，又将走向何方？在秋风正是舒爽的广州，南风窗《致敬实干家》栏目组，与他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谈。

1. 农民的孩子

王振耀很了解穷人，因为他也曾饿得站不起身。

“我是河南农村，鲁山县白炼堂村里农民的孩子，从小就受苦。1960年的时候闹饥荒，我十岁不到就明白饥饿是什么，就是到处找猪都不吃的东西，现在年轻一代可能都很难见到发霉发臭的红薯。”

直到2020年鲁山县还是国定贫困县。吃不饱的童年推着王振耀长大，带着关于饥饿的记忆，扫除饥饿的欲望，以及对国家和个体命运的困惑，他离开了农村，一路升学、参军、从政，又带着新的视野回到农村。

“当时没想从政不从政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自己到了民政部，那时候只想到推进改革，有一个想法要向社会说出来”，他同时也很清楚，“作为饥饿的一代、农民的孩子，既然能在政府中得到一个位置，就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农民的事儿做好，把底层百姓的苦难安置好”。

1988年至1997年这十年间，王振耀入职于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从农村处处长一直干到副司长干到主持工作，不断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研究、街道居委会体制变化等。

因为出身贫穷，他很清楚穷人的潜能。

当大多数人都对村民自治缺乏信心，他始终对基层民主、基层民众的活力深信不疑：“我当时是觉得只要真正把他们动员起来，人家老百姓是有很多主意和智慧的，再一个是他们对国家是很负责任的。”

1994年，王振耀协同专家学者及农村处同事积极推进农村试点改革，并最终完成《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范指导纲要》；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他更是由衷地感到欣慰。

他也很清楚穷人的苦难，知道底层生活的问题有多么具体，而他的理想，就是不再让他人经历同样的苦难：“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种使命，就是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希望国家别太穷了，一定要让这个国家富起来。”

1997年，王振耀入职于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一呆又是11年之久，足以他将“穷人的问题”从混杂的缠绕中抽出线头并逐一拆解。

期间他所留下的“最好的记忆”，是在2001年的夏天，作为救灾救济司的司长，推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应保尽保的实现，使22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全部纳入保障制度。至于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当时涵盖了1972万人口，这一数据他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后来，在该制度的发展基础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安稳落地，上亿人从中得到实惠。

“当时我感到自己终于能为国家做些事情，能把贫困人口的困难在体制上给解决了。”

但人世间的苦难还是超乎他的想象，特别是在灾难侵袭的时候，看见无数家庭在瞬息之间走向破碎，他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灾民好多具体事都特别苦难，我到现场大家拉着我看，我心理冲击很大，我立即就想到，这制度是我可以管得下的，反正能不能让老百姓不要这样拉着我才能看到这些事。”带着这份朴素的情感，王振耀和同事从现场回到职场，立即着手改编制，于是就有了今日的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体系。

“24小时救助到位，中央机关干部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灾区，第一时间就是24小时，我说最差你给一块饼干，主要是传递一个信息，让大家知道政府来人了。”

很多事情，王振耀就是这样做成的。他的情感始终与广袤大地上的苦难相牵连，他能看见底层生活的不易，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回避，而是永远在场，时时冲锋，在问题之上开荒蹚路，为有需要的人搏出一条出路。

“我有一句话是，老百姓的需求是最高的政策。这是我的权利观，老百姓的事必须得解决，现场就得解决，想方设法地解决。你先把老百姓问题解决了，再来说政策完善。很多行动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周全，但一旦做起来，就可以逐步完善。”

这是来自农民的孩子的真心。

2. 慈善开始的地方

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体系，后来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巨大效用，受到了世界各国救灾同行的肯定。

2008年，于王振耀而言也是难以翻页的一年。

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和同事迅速投入汶川救灾一线工作，光小额捐赠就接受8万多笔，总计760多亿元。他起初以为有十几个人就可以处理捐赠事宜，结果人数很快增长至五六十，最后甚至是二百多人一起工作。

“汶川地震给我了很多触动，2005年我做规划的时候就提出，到2010年中国的捐赠额能不能达到500亿？因为原来咱们一年不到100亿，大家都说我太荒唐，说这数目太大。但是汶川地震那一年就已经突破了，全年超过1000亿。”

在此之前，1998年特大洪水发生时，内地捐赠款物以40亿元首次超过境外捐赠，成为中国慈善事业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2003年非典突袭，街道空荡但民众情绪高涨，全国接收社会捐赠款物也高达40亿元。

常年奔走在救灾救济的前线，王振耀对中国民众、社会组织以及慈善的力量，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政社协同与政社关系也成了他此后职业生涯中一大重要且必要的研究领域，“你根本没想到，中国人的善其实是远远没有得到开发的”。

他更是深刻地意识到，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和不可替代性。

他对南风窗回忆道：“汶川地震当时好多社会组织给我打电话，大概几百万志愿者到了灾区。我们只想到提供物资保障，但很多社工都进到社区里为灾民做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他直观地看见，对于刚刚失去孩子的家长以及无数难以称之为幸运的幸存者而言，其精神上的痛苦远比物质上的匮乏来得煎熬，社会组织的干预很必要也很及时。

走出汶川后，王振耀开始组建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摆在他眼前的是一系列与养老服务、孤儿救济、残障人群帮扶有关的课题，落地一项政策不难，只是他每往前进一步，无力感就会更胜一分。

“政策上是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把服务持续地往前做。很多问题非常具体，具体到端饭拉屎撒尿这些事儿。咱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孝子都不能长期来做这些事情，政府官员可能吗？只能是社会组织，有专业能力，还有能产生持续驱动力的使命感。”

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陪伴老人们做手工 / 视觉中国

没有万能的政策，只有适应变化的人。

发现社会上具有很多未被发掘的良性要素和能量，王振耀才后知后觉，“慈善”并不是简单的政府、社会各忙各的，而是大家共同在这里找到一些契合点并为之努力。在他看来，社会服务项目与政府工作应该互为补充，同时有倡导，有引领，有灵活性，周期要短，才能形成良性的治理机制和政社关系。

“后来我跟李连杰先生谈，我说慈善没有一个支撑系统是不行的，大家都停留在你争我打你吵我闹的阶段，没有相关研究和平台，慈善走不远。李连杰先生当时就开玩笑说，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儿？把我问住了，我后来想，我说应该做。”

2010年，在距离退休还有短短4年之际，王振耀选择辞职，结束22年的政治生涯，赴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他的老朋友白岩松这样评价道：“振耀兄辞官进校园，我是支持的。一来在官场内，他已做了太多该做和能做的事；二来离开官场，他再无退休的可能，活到老，公益到老；三来，官场本来就该是进得去出得来，上也行下也行。更何况，王振耀这样的人多了，在政府与公益、权力与社会、官员与公民之间，多了润滑与沟通，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一些。”

王振耀是那一个创造变化的人。虽然既往人生已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完成时”，但他在意的，一直是同时孕育挑战和希望的“将来时”。在时间流速加快的人生下半场，他再次毫不犹豫，冲上了自己选择的新“战场”。

3. 再无退休的可能

王振耀一生都在带着问题奔跑。

军队生活时期，在艰苦训练之余，他抓住一切允许的时间读书，将一本《成语小词典》、一套《中国通史》、几本马列的著作都快翻烂。

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他在部队的推荐下，前往南开大学修读世界史专业，又开始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却没有搞起来工业革命？为什么我们在鸦片战争就被打败了？中国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

在官场游历的22年里，他需要关心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哲学无所不包：扎根研究基层政权时，他研究如何推进农村民主，如何说老百姓也能听懂的话；推进城乡低保制度时，他不得不关注城市工作和经济改革；投身救灾救济工作时，他又开始学习极端气候是什么，大地震怎么发生，海啸是怎么回事……

他将自己打磨成了跨领域学习的行家，初心却一如既往的简单：“你做一项政策的时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起人民的考验，不能说办了个马虎子工程，最后你走了，人家还说你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所以我每次出差都是背着各种书读，看看前边怎么思考的，后头怎么说的。”

重返校园，赴任院长时，洞察到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支撑体系还很弱，王振耀锚定了三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每个领域，都被他称作“战场”。

他的问题并不见得减少。

就拿他一直最为关切的儿童发展问题来说，他发现，他在民政部工作期间，虽然推行了很多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在社会上的发育程度却不高。

他向南风窗表达了内心的急切：“我到村里去看，当时咱们好多政策，好些硬环节没落实，孩子们的户口没解决，低保没实现，孤儿的钱也没有，好多政府的福利老百姓他也不知道。再一个是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跑机关，村里的人到乡里就很难了，到县里更不用说了，咋办？”

政策普及以后如何再具体化，真正触达老百姓的生活？抛却上位者的目光，深入基层，与现实平视，王振耀终于看见问题背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

“解决的都是孩子们的问题，除了吃的问题，孩子们要玩，村里能不能给孩子们提供好的游戏、好的场所；孩子们读书需要绘本，需要生动活泼；还有青春期的问题，夏天防水的问题，冬天避寒的问题，各种各样复杂的事都来了。”

政府很重视，但是社会需要摸索。王振耀和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团队，决定摸索着创造出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视角揭示问题所在，发现解决问题的手段。后来，他们跟民政部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方合作，在农村社区设立儿童主任制度，不仅被国务院的文件肯定，2019年，针对此项事业，民政部还出台了系统、周密的政策加以完善。这也成了整个团队“最骄傲、最美好的回忆”。

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如何协同，王振耀用实际行动作答了。

如今，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团队已有近50人，像慈善界的智库，在慈善立法、公益政策改革、儿童福利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肯定的研究成果；也曾接受全国人大和其他部委的委托，从法律框架到具体政策再到案例研究，层层推进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时代的发展，也来到了他所说的“善经济时代”。也即随着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与世界拉平，指导大众行为的逻辑，已由过去的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价值，反转为现在的社会价值决定经济价值；商业逻辑也由争有和没有、争多和少，转变到争好和更好。中国慈善逐渐拥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面对南风窗《致敬实干家》的镜头，他说自己马上就要70岁了，无可奈何，终将要离开历史的舞台。但言谈之间，面对再尖锐复杂的问题，他都没有退缩和回避，而是始终有股锐气，有着最开始从农村出发时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少年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