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寻亲|母亲走后十年，他在北京全城逆行
见习记者 张瑞雪 郭辰昊
“我想过我们团聚时的场景，我也不会特别激动，想拥抱一下她就行了。”2023年，是高冬冬“吃饭喝水找妈妈”的第十年。
骑一辆单车穿行北京的大街小巷，在人流里像最精准的锚一样捕获中等身形圆脸小耳朵的中年女人，早已成了高冬冬最平常不过的生活习惯。
北京，2184.3万人，16410平方公里，从中寻找母亲张惠仙，这是过去10年间高冬冬的“主线任务”。
害怕“三高”拖累家庭，母亲毅然出走
2013年2月28日，50岁的母亲消失了。在呼出白气的干冷冬日，像是下定决心不再回头，她甚至特意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高冬冬和父亲高保新立刻从河北保定雄县的农村沿路北寻，找她惯穿的毛领绿色羽绒服和黑色皮鞋，找那双总有点忧伤的三角形眼睛。
张惠仙照片
最终，颇费劲地倒带监控足足两天后，锁定了北京市丰台区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为张惠仙最后出现的地点。视频里，母亲从汽车站西门快步走出，就此人间蒸发。
此前，父亲曾带母亲到北京市某家医院复查“三高”，医生判定母亲血糖偏高，离糖尿病只有一步之遥，需格外注意，否则可能“需要截肢”，也需一大笔长期治疗费用。
这些可能性吓坏了母亲。“她没啥文化，也不明白这可能是医生比较夸张的说法，她就觉得，千万别连累儿子。”高冬冬猜测母亲出走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成为家庭的负累。
毕竟，此时恰逢高冬冬创业失败，赔了十万元。对这个普通甚至有些贫困的农村家庭而言，绝对算不小的打击。麻绳总挑细处断，高冬冬存续了五年的婚姻，也在当年摇摇晃晃走到了尽头。
“我母亲本身性格就比较细腻、敏感。我长期在北京工作，有一次她被煤气爆炸烫伤，自己养了大半年，一句都没跟我说。我回家看到她身上有疤，她就只说烫了一下，不严重。后来我听邻居说，当时玻璃都震碎了。”
“事儿赶事儿，很多事情慢慢累积，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到了一个点之后，她就觉得再这么发展下去，不行了。”高冬冬觉得，母亲出走也是因为“到了那个点”。
在高冬冬看来，母亲张惠仙始终是不开心的。她的生活就像在蓄积燃料，坏消息一阵阵添进来，随便一个小事情都可能成为引信。无声的爆炸总是发生在人的心里，她对外宣布这场内心爆裂的方式，就是在一个冬日突然离家，再无音信。
2184万人，3890个日夜，我要找到你
至今，高冬冬仍难释怀最后一次与母亲的相处。“吃完饭我准备要走，我妈忽然一把抱住我，搂紧我，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拥抱。当时我还说怎么这样呢，我说过段时间还回来呢，没想到是最后一个拥抱……”
高冬冬无法和那个拥抱和解，无法和这种遗憾和解，所以，过去、现在、未来，3890个日夜，高冬冬实在无法放下“我要找到你”的执念。
而从五个人到高冬冬一个人，寻找张惠仙的人在十年里日益缩减。父亲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他的想法也完全符合常人思维——张惠仙应该已经不在人世。
但高冬冬自有一套判断，“第一，我母亲平时行善积德，她肯定不会落得那么惨一个下场。第二，要是有命案的话，警察都特别重视，肯定会有这方面的信息。”
这些想法像一个坚固的壳，把高冬冬怀抱的微小希望包裹得很好。
最初，这也是五个人共同的希望。母亲刚出走时，父亲、堂哥、叔叔、舅舅与高冬冬五个人，一人一辆自行车，把焦急的车辙印在北京的大马路与小胡同，五个人不眠不休找了整整十天。
但是，一无所获。这当然打击到了所有人，其他亲人也还需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五个人变成了两个人，高冬冬与父亲开始了三个月的“细化作战”。
父子俩穿上了宽大的定制衬衫。前胸上面印着张惠仙的彩色照片和一串联系方式，后背印着“永不放弃！寻找您”几个大字与照片，常引人围绕注视。
身着寻人文化衫的高保新
两辆自行车，也成了他们重新丈量北京的工具——北京真大啊，好像怎么骑都找不到一个人。在这期间，高保新甚至被热心人塞了一顶帐篷。在北京各个角落搜寻时，高保新没有住处，也舍不得住宾馆，于是这顶帐篷成了他流动的堡垒——他也曾满怀期待迎接妻子回家。因为天天住帐篷，露营了三四个月，后来他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
有一次，他们奔往大兴区采育镇的一个线索。有一个和父亲年纪相仿的男人，看到他们寻人的信息后，突然在兜里用力翻找纸币，扔给他们后便扭头哭着跑远了。“736块，我记得特别清楚，兜里所有钱都给我们了。”
更多的时候，高冬冬会突然接到警察通知认领女性尸体的通知。高冬冬的心紧张地狂跳，“心里真的会咯噔一下”。确认死者不是母亲后，心情也完全无法放松，反而会忍不住想象，“下一次，真是我母亲怎么办？”
十年里，高冬冬多次梦到母亲，她总是模模糊糊的。有时，他甚至分不清“找妈妈”这件事是在梦里还是现实进行的。家里的花香小院和黄澄澄的瓜地在母亲走后就荒芜了，高冬冬觉得“我也是”。
母亲走后荒芜的院子
喜欢逆行是为了辨认母亲
十年过后，当初母亲消失的木樨园长途汽车站都已倒闭，但有些东西在高冬冬心里却依然很坚固，坚不可摧。
“那天被警察扣了20块钱，我才突然注意到，从我妈走后，我就落下一个毛病，喜欢逆着走，我想看清那些人的脸。”在路上看到与母亲身形相似年纪相仿的女性时，高冬冬总想看清她们。
有时在路上看到中年模样的流浪女性，高冬冬也总是心里一动，过去看一眼，给她买点吃的喝的。他总相信，福报回馈之下，自己的母亲也同样会被人好好对待。
寻母十年，高冬冬身上开始生长出很多新的“习惯”，倒着走路、留意路人、照顾流浪者……这些都是母亲留给他的新印记，而寻找母亲的过程，也让高冬冬找到新的视角理解世界。
他已经38岁，却未再寻找伴侣。爱人、孩子,这些爱的延伸角色对于一个同龄的男人或许真的很重要，但对高冬冬而言，他仍把“寻母”这件事的重要性定在“60%”。这意味着，这比他的日常生活还要重要，他的生活仍在围绕母亲这个圆心画出半径。
几次创业失败后，他终于在北京开起了一家自己的炸鸡店。他想通过小生意赚些钱，攒够了便去全国各地溜达着找母亲。或者把生意做大，在产品盒子上印上母亲的图像，“最好在全国都能销售那种”。
他从来没失去希望，这比金子珍贵。对于重逢后的设想，他又显得一点也不贪心，“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哪怕她不会回到我身边，哪怕她有其他家庭成员了，只要她健健康康的，只要她觉得开心就行。”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用值不值得去衡量。”在他心里，花费十年精力去找一个母亲的“音信”，并不是一道计算投入产出的公式题。
仍在骑行寻母路上的高冬冬
高冬冬会继续上路。母亲出走这件事不再是困住他的一道裂隙，而是愈加开阔，变成了平坦的路，也是一条需要他独自行走的路：双腿充满了气力，他跑起来，向母亲大步跑去，像小时候蹒跚学步时那样无所顾忌地投入母亲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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